刘震云的新作《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一个中国版的“百年孤独”的故事。在这本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聚散离合、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话，对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有关。刘震云提示我们，“对话”一旦成为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吴摩西为了寻找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他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找的无望，最终只能借助“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走出走进，延宕百年。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寻找“说得上话”宛如指示命运的谶语，一直弥漫于小说中的人物之中，亦即现实中的你我之间。
尽管刘震云的这篇小说写得河南民间，但它所提示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问题。如果说因为时间延宕较长和空间相对弥漫，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表现的较为缓和，那么对于生活于时空局促的现代都市中的你我来讲，这一困境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极尽繁华、人流如织的城市空间，个人的孤独感并非减弱了，而是加强了。都市人一方面拼命地工作，另一方面拼命地排解，在过度劳累、放纵休闲中，体验着“存在”的真实感。现代都市不但把他人平面化了，也把自己工具化了。孤独便成了时刻萦绕都市人周围的咒语。
艺术创作基于对不合理现状的质疑，通过艺术创作表现自己以及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或者期望发现解决的途径。从这个维度上，我充分肯定周钦珊最近的艺术创作。
在她的作品《求一根线的心理距离》中，成千上万条正形的小短促线排挤出来一条负形的线形的空白。画面上正形的线可以用尺子和笔直接画出来，距离是确定的；线形的空白是把画面上多余的空间填充或排除掉后剩下的，距离是不确定的，它随着时间的演进和填充物的排列秩序的改变而改变。基于这种方法，周钦珊把实际的距离转化为心理上的距离。这根“线形的空白”是周钦珊对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的物化呈现。在她看来，“心理距离”是无法精确丈量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于是她通过一条极其艰难，但又让她着迷的方式去探究这一“距离”。她的创作立即让我想到“一万句”和“一句”对峙——在考验身心承受力的，对成千上万条笔触（“一万句”）的描画过程中，一条看似真实，但其实不存在的线形的空白（“一句”）呈现。
刘震云笔下的人物都在找寻能说得上一句话的对象，周钦珊在求一根线的距离。刘震云笔下的人物把“找寻”的过程日常化了，周钦珊把“求”的过程变成了创作过程。相通之处在于，周钦珊的创作过程也具有日常行为的痕迹：一件作品画一个月，每天对着画布“唠叨”，从早晨8点到晚上5点，日复一日。她说：“每次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则是一次新的实验的开始。”在我看来：她每次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则是一个交流过程的开始，不过她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
毋庸置疑，周钦珊以她感性的创作给时下理性、观念化的抽象艺术创作注入了更多个人色彩和感性因素，提示了抽象艺术触及时下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不被周钦珊的魔咒似的“唠叨”幻惑，抽身出来看她的创作，则会反问：周钦珊貌似疯狂的创作过程的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她的孤独所发出的声音如此尖锐？其实作为极其敏感、富于反思能力的周钦珊来讲，正是她对世界的洞察让她走向了“不相信”，而在对既有事物的剥离与解构中，她成为一个本己的“我”。“我”的这种本己性质必然会导致对非本己的“我”的取消，而把他人的存在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她所面对的世界成为一种非共同拥有的、私有的世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哲学界，表现为从对主体性的“自我”的沉迷，走向对主体间性的“他人”的肯定。其实从胡塞尔对“主体间性”的系统推出，到海德格尔的“共在”以及萨特的“为他”，都在为这一转变寻找可能性。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罗蒂的教化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也多有触及：摆脱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坐标原点的“透视性关系”，走向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交谈性的双边关系。
在其他领域，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澳大利亚人juanmann发起的“freehugs”（免费拥抱），到高氏兄弟行为艺术作品《拥抱》，都意在破除这种主体间的冷漠感，从而实现对话的可能性。而曾经风靡的《廊桥遗梦》中的主人公之所以可以获得“知己”，正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使主人公获得了将对方视为主体的可能。网络聊天的直接性所导致的闪婚，也潜藏着这方面的因素。
走向他人，将我与他的关系变换成为我与你的关系，直面对方这个“你”，而非将对方扁平化为无关痛痒的“他”，面对人如此，面对世界也是如此，这或许是周钦珊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这个问题既是生活问题，也是创作问题。悖论在于，一旦这样的问题化解开来，她创作的基点又是什么？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周钦珊天天在说“一万句”，这是否又是她对别人对她“扁平化”的抗争？如果是这样，她的抗争以及艺术创作依然有效，因为这毕竟是个时代问题，周钦珊和我们都无处逃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