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walker曾经突然问我，大展之后的工作进程怎么样？我告诉他进度非常慢，想从新开始，有太多困惑，需要时间。他笑了回答说；这需要很长时间，再进入状态非常不易。我也曾听人不止一次的说道，总结性的回顾展览不好轻易做，如何如何……我也知道，塞·团普利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个人回顾展遭到纽约时报的恶评，失意之下愤而出走从此便常住罗马。我告诉john我的展览没有请任何声明显赫的艺术圈内批评家写文章或策展，作品也几乎没做任何销售的努力，john说：“很好，我在旅馆一下午在读你的那篇访谈，很好，我认为翻译的也很好，至少这篇访谈很重要。”我知道我会把这一页翻过去，可之后的未知，却没能想到有如此大的困惑与吸引力。也不知会如此缓慢的找到岩石中那条缝隙，得以窥到岩石背后的天空与枝叶繁茂的自在。
整整一年过去了，断断续续的在多幅画布上挣扎，毕竟其中两幅，不如说一对画布，完成的如同我未来所要做的事情的启示录。我分别给予的名字为；2012，no.1与2012，no.2。
李陀到工作室两次，聊了很多很多，他看作品仔细，或许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循序渐进的了解与探寻近乎相同的经历，还有过去近二十年流览欧美亚各地各大博物馆受到的的洗礼，对于东西两路艺术史的研究，使得李陀具有艺术家直觉的敏感与作家的敏锐，深思而又浅出的讲述观点与道理，稍后一次他又带来了诗人西川、摄影家鲍昆、夫人哥大教授刘禾，还有一位毕业于伯克利的女建筑师。最后一次我和李陀在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做了几个小时的艺术漫谈，涉及了艺术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对我四十年作品脉络的梳理评价的访谈。我极少见到圈内的批评家们这样认真，朴素地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谈话无疑是非常具有实效的。
李陀最终强调的是我自1993年以来超过十年间借用中国古代大师作品的图式，用综合材料以及现代主义绘画语言手法重新诠释古典精神的那部分作品，他认为其间意义非凡。从文化独立性，作品的观念性上可以深化，延续，并可以使之成为今天的一种独具中国身份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贡献。名正言顺；他认为从根本上给予明确的有意味的称谓甚至非常重要。我为此也思索很久，但没有结果。
李陀或许是对的，这里有着可以深化，完备，进而可以操作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她可以并已经产生过许多影响、认可、与肯定。即便今天你会见到五十个画家用古代水墨来做文章，但仍然无法相比，我很清楚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要比人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其他那些作品，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也思考过要认真的考虑李陀的建议。建立并深化这个体系。
整整一年了，显然我并没有能够这样去实现。
绘画中不可知的吸引力、艺术情感上的吸引力、对于绘画自己自由生成的可能性的好奇心、因此而产生的吸引力、对于绘画无意义、无解说、无责任、反既定艺术标准、远离东西方的纠结、维护个体主义以及重回浪漫的吸引力，这一切，使我决定从新开始。，今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探险的潜能、活力以及可能获得的自由的宽容度。于是，我的现实主义又一次败给了自己，败给了浪漫的艺术激进与形式的保守主义，败给了四十年以来一直的决绝主义。
